中国非传统安全问题解决途径思考

面对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紧密联系的全球化时代,传统的安全观已不适应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更难以解释和应对非传统安全因素导致的危机,因而我们应对安全问题展开新一轮反思,树立新型安全观,合作安全为中国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一、合作安全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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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紧密联系的全球化时代,传统的安全观已不适应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更难以解释和应对非传统安全因素导致的危机,因而我们应对安全问题展开新一轮反思,树立新型安全观,合作安全为中国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一、合作安全概念

  (一)合作安全概念
  “合作安全的概念最早是由原加拿大外长约·克拉克在1990 年 9 月的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此后不久,加拿大发起了‘北太平洋合作安全对话’(NPCSD)的倡议,建议由北太平洋的七个国家即美国、苏联、韩国、朝鲜、日本、中国和加拿大进行前所未有的安全对话,通过在这个区域七个国家之间的对话来培育某种东北亚—北太平洋安全共同体。”

  1993 年时任澳大利亚外长的埃文斯在联合国发表重要演讲时对“合作安全”的内涵做了详细阐述,他指出合作安全是“一种广泛的安全取向,它在范围上是多向度的,在性情上是渐进的;强调再确保而非威慑;包容性而非排斥性;在成员上没有限制;喜好多边主义胜过单边主义或双边主义;并不认为军事解决办法比非军事解决办法高过一筹;认为国家是安全体系中的主要行为者,但也接受非国家行为者扮演重要的角色;不特别要求创立正式的安全机制,但也不拒绝;而首要的一点,就是强调‘对话的习惯’(habits of dialogue)的价值所在。”

  (二)合作安全特征
  与传统安全模式相比,合作安全有自己的新特征。第一,合作安全的理论基础是新型的。合作安全是一种新型的安全模式,其理论基础是国际关系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理想主义。第二,合作安全是一种超越冷战思维模式的新型思维。与传统的安全模式相比合作安全彻底抛弃了传统安全模式所遵循的“冷战”思维,将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国家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统一了起来,主张尽最大可能寻求共同利益,通过对话缩小分歧,通过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实现各国的相互依存。第三,合作安全倡导一种新型的平等行为模式。在行为模式上,强调国家平等的安全权。第四,合作安全追求协商对话、互谅互让、互助互利的“双赢”结果。合作安全模式“追求的目标是协商对话、互谅互让、互助互利的‘双赢’结果,”走的是一条“互相信任—互相合作—共同安全”的路径。

  二、全球化进程中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一)行为体和对象呈现多样性
  非传统安全威胁往往由非国家行为体,如个人、组织或集团等所为,其指向也呈现多元化。巴瑞·布赞明确指出:“安全概念明确要求一个指涉对象,因为如果不找到‘谁的安全’这个问题的答案,该概念就会失去意义。”全球化条件下“,对一个由不同种族和宗教认同等公共集团组成的社会而言,其预想的安全或许也处于危险中,致使各种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和竞争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解决。”

  (二)问题跨国性
  非传统安全问题从产生到解决都具有明显的跨国性特征,它不是某个国家存在的个别问题,而是关系到其他国家或整个人类利益的问题;不仅是对某个国家构成安全威胁,而且可能对别国的国家安全不同程度地造成危害。

  (三)不确定性
  非传统安全因素是不断变化的,它不仅与传统安全威胁可以相互转化,非传统安全的各个领域也是紧密相连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对传统意义上的安全的影响因素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四)非军事性非传统安全通常不是以直接的军事手段危害国家安全,它往往与经济问题、环境恶化、文化认同、社会体制和风俗习惯结合在一起,对地区稳定和人的安全构成威胁。

  (五)关注“人”的安全性
  人的生存和发展是非传统安全关注的核心。2001 年12 月 10 日,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他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答谢演讲中说:“和平不仅属于各个国家及其人民,也属于这些国家与社会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人。国家主权不能再被作为侵犯人权的‘盾牌’。”①联合国已经把保障“人的安全”和“人类安全”视为未来保护世界和平与全球安全的主要关注对象。

  (六)国际合作性
  非传统安全强调人类和平共处,摒弃传统国际关系“非此即彼”的思维,不再把国际关系看作是谁要威胁谁的问题,而是看作各国和人类社会如何共存的问题。一国的国家安全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其他一些国家对本国国家安全维护的共同认识,甚至依赖于他国的国家安全。

  三、中国非传统安全问题解决途径思考

  在全球化进程中非传统安全带来的威胁不断增加,国家安全的联动性和相互依赖性要求各国加强合作安全、树立新的安全观。在此背景下,我国应顺应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建立符合全球化趋势和国家间相互依存加深的安全模式。

  (一)建立危机防范处理机制
  1.建立预警机制。“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预警是危机防范第一关,危机意识是危机防范处理的起点。应做好以下几点:一是建立完备的危机管理法律、法规,形成制度化的危机管理体系,明确管理权限和职责。二是设立统一的紧急事务管理机构,专门的危机管理机构有一套成熟的反危机战略以及应急计划。三是制定科学的应急预案。同时加强预案模拟演练,提高公民应对危机的意识和心理承受能力。

  2.建立救治机制。“政府对公共危机的反应越迅速,就越会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各部门间的合作协调机制,是开展救治的关键。“危机可能跨越国界,因此对危机的控制已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责任,必须建立起政府间或国家间的合作机。”

  3.建立恢复机制。诺曼·奥古斯丁曾说“每一次危机既包含了失败的根源,又孕育着成功的种子。发现、培育进而收获潜在的成功机会,是危机处理的精髓。”危机过后,对危机的所有环节要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估,包括危机成因的分析,危机处理措施的判断,进一步健全评估机制,认真审视体制中的不足,弥补政策缺陷,提高危机管理的水平。

  (二)加强合作
  1.加强与东盟的合作。“亚太地区是世界上差异性最强的地区之一,凡能在地球上找出来的几乎所有大的差异,都有可能在亚太地区发现。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好似一块用多种颜色、大小不一的马赛克板拼装起来的多面几何体。”中国想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维护自身安全,加强与东盟的合作是明智之举。

  2.加强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在中国周边的中亚地区,民族、宗教矛盾激烈,“一些民族分裂分子与恐怖主义分子相互勾结,屡屡在我国境内实施暗杀、爆炸等恐怖活动,对民众和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害。”上海合作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将为中国非传统安全问题解决提供一种新的符合我国国家利益的途径。

  3.加强与世界主要大国的合作。大国关系向来是影响国际安全与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大国间是合作还是对抗,从根本上规定着世界安全态势的基本走向。

  第一,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就综合实力而言“,历史上不存在任何一个可与当今的美国相比较的国家,”中国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绕不开美国。9·11 恐怖袭击改变了美国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增进大国合作成为美国决策界、战略界和精英层的主流战略思想,应积极健全两国合作渠道、机制,形成合作惯性,改善中国在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国际环境。

  第二,加强与欧盟的合作。“中欧是天然的战略盟友,中欧的强强联合是基于现实需要的理性选择。”加强与欧盟的合作将大大增加中国的全球战略砝码,改善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为中国的国家安全另辟蹊径。

  第三,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中俄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是两国开展安全合作的政治基础。同时中俄都面临着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打击民族分裂主义、恐怖势力、宗教极端主义三股势力的重任。中俄在国际问题上需要不断协调和配合,相互借重。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将对我国的安全维护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中国还应加强与日本、印度、巴西等地区大国的关系。

  (三)树立新安全观
  中国是新安全观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也是世界上最早抛弃冷战思维的国家之一。2002 年 7 月,在斯里巴加湾市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新安全观②,中国新安全观是一种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的,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利益为基础的新型安全理念模式,符合人类社会进步的要求。

  中国认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互信,是指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互不猜疑,互不敌视。各国应经常就各自安全防务政治以及重大行动展开对话与相互通报。互利,是指顺应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平等,是指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别国内政,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协作,是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隐患,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

  中国认为,新安全观的合作模式应是灵活多样的,包括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多边安全机制、具有论坛性质的多边安全对话、旨在增进信任的双边安全磋商,以及具有学术性质的非官方安全对话等。促进经济利益的融合,也是维护安全的有效手段之一。

  参考文献

  [1]任晓.从集体安全到合作安全[J].世界经济
  [2][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阎学通,陈寒溪,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45.
  [3]夏仕.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关系中的合作安全模式探讨[J].九江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73-74.
  [4]石宝东.合作安全模式初探[J].国家安全通讯,2000(7):29-31,34-35.
  [5]傅勇.非传统安全与中国的新安全观[J].世界经济研究,200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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